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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写作的关系之思考

来源:四川作家网 | 徐则臣  2020年12月11日15:39

新冠疫情来临,可能没人会想到全球化会遭遇如此强大的逆流。所谓全球化,我们的重要想象之一是,各国家之间、各种文化之间越来越畅通无阻的交流,尤其表现在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国境线上更加自由和频繁的穿行。但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趋势。因为防疫的需要,世界各国相继作出不同程度地封锁国际航线与通关口岸的决定。更有一些国家借防疫之名行排外之实,各种封锁、退群,实施民粹主义与国家保护主义,俨然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

毋庸置疑,在文化交流乃至在文艺创作领域,全球化一直发挥着推动民族与世界之间融合的巨大功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全球化为各国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持久的动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形塑着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各国文学。必须承认,全球化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深度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文学创作对全球化的理解,都是尽可能地寻求一个文学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以便更好地互通与交流。但我们往往也会忽略一点,即片面地追求最大公约数,很容易陷入某种“东方想象”或“中国想象”而不自知,也容易因此数典忘祖,背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是其所是”,最终成为不是自己的自己。

新冠疫情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休止符,不管它持续的时间长与短,全球化逆流的强与弱,它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我们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尤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契机。当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转向自身时,也许我们会借此机会重新打量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探究当下的创作跟源远流长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学发展悠久漫长,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2000多年来,文学瑰宝浩如烟海,这些文学经典表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寻求美好生活的努力,这些文学经典也记录了中国古代人民对艺术和美的探索和有效的呈现。毫无疑问,古代文学经典建立的这条丰沛醇美的汉语写作的文脉,也必将能滋养今天的汉语写作。

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却是西方的叙事资源。现代小说是舶来品,天然地带有西方现代性的种种范式与规约,它对充满现代意味的中国当下生活无疑具有强有力的表达优势;而中国传统文学更侧重世俗生活,对烟火人生的摹状和历史脉络的宏大叙事更有心得,当作家们希望深入人物内心,去反思、质疑和追问终极问题的时候,传统的叙事资源往往力有不逮。这些叙事资源需要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化,但现代转化之艰难与不得其门而入,让很多作家望而却步,甚而彻底放弃,坦承自己就是喝“狼奶”长大的。

“狼奶”固然也营养,但“母乳”才能最终让我们成为自己。全球化一度让我们努力成为他人,成为他人意味着丧失了自我;一旦丧失了自我,交流的必要性又在哪里?交流之所以必要,固然因为我们可以通约,更在于我们能够同时持守足以自证的差异性。一个民族的文学要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无限趋同的全球化的今天,差异性可能比通约性更其重要。我们必须保证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那么,文化与文学之血脉谓之文脉,我们源远流长的那根型号匹配的血管在哪里?

疫情让很多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停摆,全球化这样一个局部的、短暂的休止正给了我们停下来静心思考这一问题的机会。如何上溯传统,去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如何立足当代,甄别古人的遗产,向老祖宗要智慧,让传统的叙事资源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发动机;如何激活沉默的宝藏,让它使我们最终成为独特的自己,这不仅是中国作家需要完成的工作,也应该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逆行寻根问祖的过程,但意识到、动起手,总比继续袖手做壁上观要好。期待疫情之后,在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中,我们都能带着“我之为我”的信心与努力,实现更卓有成效的交流与融合。